就在劉堯誨剛反應過來,他之前的操作都是被魏廣德牽著鼻子走,他如果真按照魏廣德的命令,把壕鏡的管理權拱手讓人,讓給那些百姓,自己怕是在士林中留不下什么清譽。
有了這個念頭,劉堯誨這次和香山縣令的交談,時間就變得長起來。
“給壕鏡百姓自治權,只是允許他們平時管理城內百姓,但是所有正式文書,必須報經香山縣,并登記,上報廣州和總督府。
給他們的權利,只是臨機應對,但不算正式官府的命令,只有經過香山縣批準,用香山縣大印才算正式有效。
這點,你明白嗎?”劉堯誨提醒香山縣令道。
“大人,這和.....”
香山縣令感覺到了,這會兒總督大人的態度,似乎和之前有所不同。
早前,大人話里話外的意思,都是讓壕鏡自治,根本就沒有要把權利收歸香山縣的意思。
“此事你不用管,三百石糧食和剛才說的,你直接告訴弗蘭克。
其他的,本官稍后就會向京城上奏。”
劉堯誨確實打算馬上上奏此事,當然,還是先給首輔大人那里寫信,提及此事。
這真不是小事兒,關系到他劉堯誨的名譽,鬧不好就會自絕于士林。
古代士人,不要臉的有,但絕大部分還是注重清譽的,不會一味的為了仕途就迎合上官。
后世,國外是用選舉權限制地方官員行為,國內是靠上級,而此時則是士林清譽。
而此時的魏廣德,也開始遭受來自許國的質疑。
“首輔大人,當初對壕鏡的決策,我等剛剛入閣,還未理清頭緒,所以在當時并未深思,就因首輔大人的態度選擇默認。
不過這些天我左思右想,終歸覺得不妥。
壕鏡都有些什么人,除了佛朗機人,就是平民,沒有功名在身,他們靠什么治理壕鏡?
于士人共治天下,這是自古以來的傳統,壕鏡憑什么改變?”
許國出聲道。
聽到許國的發言,包括申時行、余有丁等人都盡皆不語。
許國這話,有合乎他們心意的地方,那就是“與士人治天下”,但他口中“自古”二字,其他人就不敢茍同。
不過這個時候,他們自然不會出來拆自己的臺。
其實,許國的質疑,他們何嘗沒想到,就算當時沒反應過來,可這個時候也早就想到了。
只不過他們選擇默不作聲,或者說等待時機。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句話出自宋太祖趙匡胤,也的確是宋代政治的典型特征。
在中國古代史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既是政治術語,也是這一個“歷史的說法”,有明確的史料支撐,是對宋代政治生態的高度概括。
這種“共治”的形成既非偶然“特例”,也非后世誤讀,是宋代統治集團主動構建的政治邏輯與制度實踐的結果。
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后,明確提出“重文抑武”的治國方針,他曾立“誓碑”于太廟,其中一條就是“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雖未必是原始文本,但反映了宋代對士大夫的保護傳統。
到了宋太宗,更直接宣稱“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場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士大夫的確參與了實際政治運作。
有宋一代,士大夫不僅是官僚體系的執行者,更是政策制定的核心參與者,除了日常政務、經濟政策、土地政策、國家變法之外,國家邊疆政策、對外征討、都是以文御武,這在宋仁宗之后表現的非常明顯。
宋代通過科舉、監察、言官制度為士大夫“共治”提供制度支撐。
宋代科舉取消諸如唐代的“行卷”風氣這類“門第限制”,科舉取士徹底平民化,推行“糊名、謄錄”防作弊,錄取規模擴大。
因此在宋朝,大量寒門士人,如像范仲淹、歐陽修這些人通過考試進入仕途,形成“士大夫多出草野”的局面。
至于前朝,自然是不存在什么“共治”這個說法的。
中國帝制時代的皇帝有三重身份: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宗教領袖。
宗教領袖需要解釋一下,中國的傳統是敬天法祖,天和祖就分別是信仰和崇拜的對象,皇帝也就扮演宗教領袖的角色,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君主自稱天子,是天的兒子,代表天意,統御萬方。
這個傳統是從周代開始的,那時君主的稱謂是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
后來秦始皇改君主稱號為皇帝,也沿用了天子的自稱。
漢朝的開創者劉邦,起兵造反,推翻秦帝國并與項羽爭霸,奪取了全國政權。
從漢朝開始此后兩千年,中國歷次的改朝換代都是靠軍事力量奪取天下,因此皇帝和皇家也就是中國境內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說白了帝制時期的中國就是一個軍政府,皇帝就是最強大的軍閥。
所謂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再說說士大夫,士的概念來自東周春秋戰國時期,他們是不能繼承爵位和財產的庶出貴族且擁有治理的能力和知識。
所以在古代中國,士大夫指的是官員、地主和文化人,也就相當于后世的官僚、資本家和知識精英。
千百年來,統治中國的,就是這股力量。
魏廣德現在身份也是“士”,要讓他說出反對的意見,說民主議政,當然是不可能的。
只要他敢這么說,明天朝野就會對他發難,集體彈劾他。
文官內斗是現實,不過在面對外敵時卻會同仇敵愾,比如打壓武將,對抗宦官,他們要保住和皇帝共治天下這個基本盤。
“呵呵.....”
魏廣德這時候一陣輕笑出聲道:“徐閣老的話雖然看似有理,可有一點徐閣老怕是誤會了。
壕鏡本是香山縣之下一個小漁村,本來就是由當地宗族管理。”
魏廣德開口提示道。
雖然皇帝和士人共治天下,但歷朝歷代還有一個現象,那就是皇權不下鄉,最基曾單位,都是宗族勢力在掌控。
而魏廣德給出的答案就是,壕鏡雖然現在是個城,但是按照傳統,那里其實應該是宗族勢力的地盤,而不是朝廷需要管理的。
雖然,他的行政方向,確實想把皇權下鄉,直接參與基層管理,不過暫時阻力很大。
先把識字率提高,讓百姓看得懂朝廷政策、告示再說其他。
“而且,壕鏡本就因夷人而聚居,不管是夷人還是當地我大明百姓,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規矩,就如宗族一般。
此時朝廷插手其中,換做其他地方,怕是會引發民變。”
魏廣德說完,看看其他人,見他們都面容嚴肅,這才繼續說道:“當然,夷人和我大明百姓不同,允許他們自治,但朝廷從未說過不管。
否則,也不會有今日之議,朝廷要收回壕鏡軍事權利。
只不過為了當地百姓能安居樂業,避免夷人在壕鏡做大,才對他們搞出來的那個什么議事廳進行約束。
夷人久居,可以參與地方事務的商議,當地百姓,也可以參與,雙方對等,在雙方無法達成一致的前提下,最終決策權收歸香山縣令。
這其中,不存在打破于士人共治天下的說法。
何況,開朝以來,本官不記得哪位先帝說過‘共治’這話,依稀記得太祖時倒是提過于百姓共治天下。”
朱元璋的統治以集權和嚴刑峻法著稱,例如廢除宰相制、設立錦衣衛等,這些措施削弱了士大夫集團的權力,強化了皇權對百姓的直接控制。
他雖提出過類似“與百姓共天下”的說法,但實際通過高壓政策維護統治,而非賦予百姓政治參與權。
至于什么與士人共治天下,大明的皇帝貌似沒人說過。
雖然,大家好像都這么做了,允許士人參政,甚至保留了不殺言官、對士林優撫的權利。
“在我看來,所謂壕鏡的議事廳,其實就是地方宗族的祖屋,宗族內事務商議解決的地方。
而那些所謂的議事廳議員,則是各宗族的族老,各家解決事務,難道不是如此嗎?”
魏廣德看著許國反問道。
這也是大明鄉野解決事務的基本模式,他相信在座所有人都不會反對。
否則消息傳回去,怕是族內也會對他們有所看法。
魏廣德這話說完后,申時行、王家屏等人都是微微點頭。
把議事廳看做宗族解釋事務的房間,議員看做各族族老,貌似也說得過去。
主要還是魏廣德提到壕鏡雖在香山縣治下,但因屬鄉野,衙門怕是也不會去那里辦公,這點他們很認可。
雖然這么說,魏廣德算是勉強把這一關過了,不過接下來商議葡萄牙人希望入籍大明的時候,大家的意見還是相左。
這次,徐學謨沒有站出來反對,而只是聽著其他人的意見。
其實反對之人說的對多的還是那話,“非我族內其心必異”。
說起來,明人和蒙古人長相因為環境和飲食習慣不同,都是能區分的,更別說夷人了。
黑頭發黑眼睛,那才是漢人的標配,夷人沒有,所以很難被大家接受。
即便江治說卜佳勞有特殊本事,是朝廷急需的鑄炮大師,其他人也都興趣缺缺。
說到底,這都是奇技淫巧,包括申時行也是這樣的態度。
魏廣德聽完其他人的意見,看徐學謨一直沒有說話,于是趁著間隙就向著他說道:“徐大人對此有何看法,說起來,此事還是禮部的職責。”
“異族入籍并無先例,實難抉擇。
不管此次閣議結果如何,我都要回部召集眾人商議才能有定奪。”
徐學謨開口就玩起太極,內閣爭執是你們的事兒,我禮部的事務,我們自己會討論。
別覺得此時大明接納蒙古人登記戶貼似乎是運行異族入籍,因為太祖朱元璋老早就說過明繼承宋元,所以實際上在他們口中的異族里,并不包括蒙古人。
蒙古人只是區分漢人的說法,但他們老早其實都已經被視為明人,只不過不服王化而已。
至于歐洲來的,還有周圍藩國,那才是異族。
“呵呵,此事只是因為涉及夷人,所以才請徐大人過來商議,看看禮部的態度。
說起來,戶籍還是戶部在管。”
王家屏這時候不冷不熱的開口說道。
聽到這話,徐學謨的臉色一下子就垮下來,不吱聲了。
如果內閣同意讓那什么卜勞的入籍,還真就和禮部沒關系了。
至于戶部的意見,以張學顏現在對魏廣德馬首是瞻的態度,那肯定也不會有什么反對的聲音,直接登記,發放戶貼就完了。
不過申時行這時候忽然提醒道:“閣老,勿忘大唐舊事。”
魏廣德聽到這話,微笑道:“善貸自不敢忘,所以才有想,入我大明戶籍,禁止掌兵,除非特旨,三代內不得科舉應試,只招收有一技之長之人等。
做一些限制,讓有才能者盡入我大明為陛下效力。”
大唐舊事,其實就是大唐興衰史。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最興盛、最開放的時期之一,大唐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都是兼容并蓄,各國友人紛紛慕名而來,想要在這片繁華的土地上分一杯羹。
像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呂,是日本遣唐使,他在唐朝擔任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高仙芝,高句麗人,在唐玄宗時期擔任河西節度使;安祿山,突厥人,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御史大夫等。
據記載,當時有三千外國人曾在唐朝做官,朝堂上外國官員曾占到了全體官員的十分之一以上。
唐太宗宣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而朕獨愛之如一。”直接給大唐貼上了“無差別擁抱”的標簽。
大量的外國人加入大唐,固然給唐朝的國際化程度加分,促進多元文化的交融,但也埋下禍根。
這國際化其實就像是在煮一鍋“文化大亂燉”,雖然味道鮮美,可火候掌握不好,也容易糊鍋。
唐玄宗時期的宰相李林甫,不喜歡那些靠戰功升上來的儒臣,覺得他們威脅到了自己的地位,于是他便建議皇帝多用胡人將領來掌管軍隊。
這樣一來,很多地方的軍隊指揮官就變成了胡人,比如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這些,他們手下的士兵里,也有很多胡人。
原本唐朝用兵是為了防胡人,結果卻反過來養胡人為兵,完全違背了初衷,接下來就是由盛轉衰了。
“限制好,不過還需再斟酌。”
申時行開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