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同一天，法蒂瑪從加羅韋派來的軍官隊伍，在一小隊州政府警衛的護送下，歷經顛簸，抵達了埃爾馬安半島基地。
法蒂瑪派來的這支軍官隊伍共有40人，清一色都是她改革派的堅定支持者，政治可靠性毋庸置疑。
但這40人中，真正有過軍隊服役經歷、接受過系統軍事教育的只有7人，而且還都是出自邦特蘭州海上警衛隊，對陸地作戰并不熟悉。
剩余的33人，則基本都是法蒂瑪州政府班子里的年輕官員，或者是一些支持改革派的本地商人子弟，他們普遍接受過一些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基礎，但水平不高，對軍事指揮更是門外漢。
靳南在隨后的部隊整編會議上，面對這群成分復雜的“軍官”，心中早有計較。
他按照既定計劃，將這40人分別任命為防衛軍兩個團的團長、團參謀，六個營的營長、營教導員，以及十八個連的連長、連指導員。
基本上，所有連級及以上的正職主官位置，都被這批“政府委派軍官”占據。
然而，對于團、營、連的副職，例如副團長、副營長、副連長，以及更關鍵的排長、班長等基層指揮崗位，靳南一個也沒有任命給他們。
他只是宣布，這些職位暫時空缺。
因為他早已計劃好，要把這些副職和班排主官的位置，留給那1400名新兵在未來訓練中涌現出來的佼佼者。
通過提拔和掌控這些基層骨干，5C就能有效地控制防衛軍的基層部隊，實現“以下克上”，用底層士兵和低級軍官來制衡、甚至逐步取代那些高高在上卻缺乏實際帶兵能力的政府委派軍官，從而牢牢握住這支軍隊的魂與骨。
整編大會在一片看似和諧的氣氛中結束。
邦特蘭州防衛軍的組建工作正式完成，隨即進入了新兵基礎訓練與軍官磨合期，番號聲和整隊聲開始響起。
廣闊的訓練場上，彌漫著汗水和機油的味道，也隱藏著看不見的暗流與博弈。
為了讓這支新生的邦特蘭州防衛軍盡快形成有效戰斗力，靳南從5C傭兵團的老底子里，精心挑選出了140名擁有尉官軍銜退役背景、軍事素養過硬且具備一定教學能力的隊員。
采取“1帶10”的模式，每人負責訓練十名防衛軍新兵，確保訓練質量和紀律灌輸能落實到每個人頭上。
同時，靳南親自操刀，制定了一份極其詳盡且高強度的每日訓練計劃表。
這份訓練計劃除了包含必不可少的體能訓練（武裝越野、力量耐力）、戰術訓練（單兵、班組、連排協同）、射擊訓練（從武器保養到實彈射擊）、隊列訓練（培養紀律性和團隊意識）之外，還別出心裁地加入了一項“文化課”。
文化課安排在白天一個半小時，晚上再加兩個小時。
“文化課”只是一個對外的掩護說法，其實際內核是“思想教育課”。
由于語言壁壘，這門關鍵的課程暫時只能由靳南和王雷這兩個目前5C內部唯二能較為流利使用索馬里語的人親自負責。
他們的思想控制策略，主要圍繞“大家庭”和“救世主”兩大核心邏輯來構建和推行。
所謂“大家庭”邏輯，就是指通過各種儀式、符號和日常灌輸，強調5C傭兵團與邦特蘭州防衛軍是一家人，榮辱與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通過設計獨特的軍團徽章、旗幟，設立集體榮譽和獎勵，不斷強化防衛軍士兵對5C傭兵團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在情感和利益上，將這兩支名義上獨立的軍隊進行深度捆綁。
而“救世主”邏輯，則是致力于塑造5C傭兵團的崇高形象——他們所做的一切，包括訓練防衛軍、提供裝備，其終極目的都是為了幫助索馬里結束長久以來的混亂與苦難。
簡單來說，就是讓這些懵懂的防衛軍新兵逐漸認知并堅信，是5C將會帶領他們掃平戰亂，給這片飽經滄桑的土地帶來久違的和平與秩序。
當然，思想控制這種精細活，肯定不能一蹴而就。
剛開始的課程內容必須正常，主要以掃盲為主，一方面是因為做得太明顯容易引起法蒂瑪派來的那些委派軍官的警覺，他們或許軍事不行，但政治嗅覺并不遲鈍；
另一方面，也是最現實的問題，這1400名防衛軍新兵中，99%都是純粹的文盲，連自已的名字都不會寫，更別提理解那些抽象的政治概念了。
沒有基礎文化打底是絕對不行的，沒有文化，他們甚至無法理解“大家庭”、“救世主”這些邏輯背后蘊含的深層含義和情感號召。
因此，在系統性地植入思想之前，必須先給他們裝上文化的“操作系統”。
靳南在這方面又耍了一個小心思，他在文化課上，并不教授索馬里當地通用的文字，而是直接、強制性地要求所有士兵學習讀漢語、寫漢字！
搞這個小心思主要有三個層面的考量：
第一，務實需求，他們列裝的所有武器裝備都是中式裝備，從坦克、裝甲車到火炮的操作面板、儀表盤，大量使用漢字標識和指引，如果士兵不懂漢字，教官教學和設備操作的難度將呈幾何級數上升。
第二，指揮效率。為了長遠考慮，總不能要求未來所有5C傭兵團隊員為了指揮這支本地武裝，都去學習復雜的索馬里語。相比之下，讓數量占優的防衛軍士兵學習漢語，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選擇。
第三，身份認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當這些士兵滿口漢語、一手漢字時，他們會在潛意識里將自已與周圍只說索馬里語的同胞區分開來，自然而然地增強對5C體系的心理歸屬感和身份優越感。
為了讓這些黑哥哥們能心甘情愿、積極主動地學習這門對他們而言如同天書般的語言，靳南使出了殺手锏。